千夫所指的“零号病人”｜世界艾滋病日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许无从考证，但“第一个”将病毒传入美国的人却有迹可循——盖尔坦·杜加（Gaétan Dugas）。他传奇的一生有着太多瞩目的标签：英俊性感的加拿大空乘、流连于各种同志酒吧和浴室的同性恋、故意以性接触传播疾病的反社会分子、以及最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在1982年1月的一个寒冷冬日里，杜加将自己的绝望与无奈封进了寄给前男友的信中，他随后拖着重病的身子，匆匆穿过被大雪冰封的街道，走进城市东部的一个同志酒吧，寻找新的情人。
这或许是这位最著名也最备受争议的美国艾滋病“零号病人”生前最后的宣泄了。此时距离科学家发现艾滋病性传播途径仅剩2年，杜加的身体却早已被这些未知的病毒拖垮，一头浓密的棕发在化疗后几乎掉尽，一路上引来路人侧目。杜加绝想不到，短短2年后，他本已十分悲惨的人生将以一种更为悲壮的方式，写进人类抗击艾滋病的历史之中。
一直以来，杜加都被世间误解为第一个将艾滋病传入美国的人，谩骂与非议未曾停歇。直到最近，研究者通过历史和基因组分析宣布，杜加并非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而是曾为艾滋病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参与者。这个迟到近30年的真相值得每个人铭记。
“我会死，你也一样”
“我是最帅的那个。”1980年，28岁的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熟门熟路地走进旧金山一间同志浴室，他仔细打量着过往男子，俏皮的口头禅脱口而出。
就在几个月前，杜加身上平白生出许多红疹与紫斑，随后被确诊为卡波西肉瘤——一种在当时多见于同性恋群体的皮肤癌。和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杜加并不知道这是艾滋病并发症的一种，以为自己只是不幸罹患“同志癌”的他决心到纽约一家诊所积极治疗，击败癌症。
1981年，29岁的杜加由于接受皮肤癌化疗而不断脱发，他索性为自己剃了个光头，并系上一条豹纹发带，这是当时最为时髦的打扮。这个英俊潇洒的加拿大空乘曾留有一头蓬松的浅棕头发，他的衣着服饰大多购自巴黎和伦敦的时装专柜，而他招牌式的微笑和魁北克口音几乎令美国同志浴室为之倾倒。（Ray Redford, 1981）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者找到杜加，希望他能提供患病前五年里的性伴信息，协助他们弄清一种免疫缺陷症状的传播方式。同其他三缄其口或记忆模糊的参与者相比，杜加表现得异常配合，他跟随研究者专程到亚特兰大接受详尽的生化检查，也十分乐意分享他惊人的性史——平均每年与250名男性发生性接触。杜加随后为研究者列出一张多达72人的性接触名单，其中8人随后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此举不仅大大缩短了研究者确定艾滋病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时间，更帮助他们发现病症在洛杉矶和橘子郡间的传染路径。
“你必须停止和他人性接触。”当杜加从研究者口中获知一切都是为揭示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且自己极有可能成为传播源时，他几乎惊呆了。
但前所未有的挫败和苦闷令杜加并未停止。“癌症是不可能传染给别人的。”杜加信誓旦旦。
在一年前艾滋病刚被发现时，《纽约时报》就以《41名同性恋患有罕见癌症》的标题，称该病“爆发原因不明，且尚无证据证明其传染性”。随后，以男同性恋为代表的男男性接触人群被美国疾控中心圈定为该病的高危群体，死亡数字的节节攀升却未换来政府的行动。
在正处同性恋群体积极争取平权的当时，被突然告知自己是一种恐怖疾病的感染者和传播者，并被禁止出入同志浴室，这令杜加难以接受，他开始向朋友抱怨自己像是研究者的实验小白鼠，并坚称自己只是得了一种不会传染的皮肤癌，而不是什么艾滋病。
1983年，参与者在美国纽约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中抗议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他们手中的条幅显示：我们需要艾滋病研究，而非歇斯底里的恐惧！（Barbara Alper/Getty Images）
更糟的是，研究者很快联系到杜加的情人，并在调研后告诉他们杜加可能患有一种通过性接触传染的免疫系统疾病。这下好了，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杜加得了艾滋病，并且极可能传染给自己，这一下颠覆了杜加的生活，他就像一个暴躁又敏感的大男孩，他想通过更加频繁的性接触来证明自己只是个安全的癌症患者，而不是什么危险的艾滋病人。
杜加依然频繁出入同志浴室，也依然轻易觅得新欢。完事后，杜加指着自己胸口的紫斑说：“瞧，这是同志癌，我可能会因此死掉，你也有可能。”
但事情并没有超杜加预想的方向发展。杜加的一些情人及情人的情人，先后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这足以令通知群体警觉起来，当他们将性与病联系起来时，杜加的名字被反复提及。最终，他们决定不再信任和接纳杜加，赶走了这个因无心之失而将疾病传给他人的外国人。
“没错，这很不公平”
1983年，杜加被迫回到温哥华后感染了卡氏肺囊虫肺炎——另一种艾滋病并发症，他依然固执地否认自己患有艾滋病，而是向朋友透露，自己可能是美国最早一批“同志癌”患者，并对此深信不疑。
自被怀疑患有艾滋病以来，杜加花费近2年时间查阅资料，攫取一切有关这种陌生疾病的信息，他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支持研究者和同志圈的判断。“很多人指责我通过性接触传染艾滋病，但哪项研究能证明这种病具有传染性？他们凭什么在搞清发病原因前就认定它可以被传染呢？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杜加愤愤不平。
一位劝杜加接受现实的朋友令他换位思考，试图使他减少性接触来保护他人：假设一个有淋病的人和你发生性关系，并让你得病，那该有多不公平。
“或许你是对的，这很不公平。”一个邪恶的念头在杜加心中萌发：既然有人把病传染给我，置我于危险之中，为什么我不能把病同样传染给别人，让他们也尝尝不公平的滋味？破罐破摔的行径和疾病一并被杜加带到了温哥华的同志酒吧里，他并不隐瞒病情，而是随意地挽起袖子，让胳膊上的红紫斑痕显露无余，这并没有妨碍他搜寻猎物的脚步。
当地一家同志媒体随后传来有人在美国同志浴室恶意传染艾滋病的情况，虽然报道并未指名道姓，却提到这是一位常年往返美加两国的加拿大空乘。人们很快便想到杜加——这个仍在同志酒吧流连的家伙。一位情人曾怒不可遏地就此同杜加对质，但后者依然有办法把前者哄上床去。
艾滋病的种子就像彩票一样，在杜加身下散播开来，倒霉蛋会抽中大奖，幸运儿暂时逃过一劫。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杜加的病情恶化，直至温哥华的同志群体也开始主动疏远他。
在杜加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似乎突然就想开了，开始积极参与社区艾滋病组织的志愿工作，并竭力避免同情人发生关系，仿佛意在在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在斯坦利公园内的一家餐厅内，杜加克制地回绝了一位情人的邀请：“我们不能这样……我不能再解释更多了。”
杜加的刻意改变也在多年后促成了艾滋病研究领域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免疫超负荷”理论的提出，它告诉人们可以通过减少性伴数来尽量减少同病毒、精液、毒品等可能削弱免疫系统的因素相接触的机会，而无需完全克制性行为，为艾滋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依据。
有意无意的人造悲剧
1984年，在杜加迎来31岁生日仅一个月后，这个饱受绝症折磨的可怜人死于艾滋病并发的肾功能衰竭。同月，他提供的情人名单为美国疾控中心揭示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篇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是国际最为权威的医学杂志之一）上的论文中，杜加原本被称作“O号病人”（Patient O），用来指代他本人不在加州（Outside of California），但由于研究者改用发病时间重新标号时误将英文字母“O”看成数字“0”，杜加最终被称为“0号病人”（Patient 0），这与代表疾病起源的医学术语“零号病人”（Patient Zero）只有写法之差。
尽管研究者再三澄清，尚无证据指向杜加就是为美国带来艾滋病的罪魁祸首，但这一写法还是引起了广泛误解。杜加的第二处人生悲剧就此拉开序幕。
一份发表在1984年《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研究首次揭示了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在这篇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医学社会学家William Darrow主导的研究，“0号病人”杜加位于患艾滋病美国男同性恋性接触谱系的正中心。（Auerbach et al., 1984）
美国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正打算写一本有关美国艾滋病“英雄和恶棍”的书，来解释“这种在1982年前仍闻所未闻的疾病是如何席卷美国，并夺走10000条生命的”，他敏锐地察觉：有必要挖掘“0号病人”的故事。
兰迪试图通过美国疾控中心获取这位“0号病人”的资料，并希望听到他们亲口成为此“0号”即彼“零号”，尽管后者拒绝了兰迪的请求，还是将“一位频繁旅行的加拿大人”的信息透露给他。1986年，一位熟悉旧金山艾滋病病情的人士说漏了嘴，令兰迪锁定杜加就是这位关键人物。
1987年，兰迪的新书《曲未终》（And the band played on）正式出版。杜加被描绘成一个相貌英俊且性欲旺盛的同性恋，他以病态的反社会情绪故意滥交，将艾滋病传给他人，并被首次冠以“零号病人”的恶名。
尽管兰迪曾亲口承认自己并未采访杜加，有关杜加余生积极防艾的一些采访细节也被雪藏，但书中的观点成功左右了世人对杜加的评价，非议与诋毁接踵而至，恶名在其死后30多年里未曾摆脱。
1987年，美国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在其著作《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中首次将杜加定义为“零号病人”，尽管他在书中也提及杜加是否为首个将艾滋病带入北美的人仍有争议，但其仍在美国艾滋病快速传播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St. Martin’s Press, 1987）
媒体率先站上道德制高点，传奇性史和故意致病成为抨击这位已亡人的有力武器。学者们也纷纷在著作中将杜加描绘成“一个因无法摆脱命运而被愤怒和复仇冲昏头脑的人”，认为他“疯狂滥交而没有良心”，“以每年感染250个性伴的速度，为美国播下疾病与死亡的种子”。
于是，不再有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也不再有人情愿重提杜加为艾滋病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人们不断散发出鄙夷的恶意，总要有人要为美国艾滋病的诞生付出代价，谁还在乎这些细枝末节是否禁得起推敲呢？
1987年，美国《人物》杂志将杜加评为当年最有魅力的25位人物之一，称其10年里至少在同性酒吧和俱乐部中发生过2500次性接触，并因其在1982年至少导致40人感染艾滋病而被流行病学家确定为零号病人。（NIH）
迟来的真相
真相总是来得太迟。
2016年3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一群进化生物学家重新分析了美国1970年代采集的8例艾滋血样中的HIV病毒，发现病毒早在1970年就已从海地和其他几个加勒比国家传入美国，纽约可能是被传染的第一站。
研究者通过进一步比对杜加血样中的HIV病毒发现，杜加体内的典型美国病毒株位于HIV病毒进化树的中后部，这一病毒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意味着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杜加既不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第一人，更不是令艾滋病疫情在全美传播的关键人物。
这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正式推翻世间对“零号病人”的误解，终于还杜加一个迟来的清白。此时，杜加已死了32年，流言也飞了29年。
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情愿得病，也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生来就是谁该得的，更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允许人们对谁的得病指指点点。盖尔坦·杜加，这个曾为艾滋病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本不应以如此令人唏嘘的方式承受生前身后的诸多污名。也许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消除对杜加作为“零号病人”的偏见和诋毁，但他们终将明白也必须明白，真正的“零号病人”不过是不幸被艾滋病击垮的数千病人中的一个，而杜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罢了。
2016年3月，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列出了美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感染年表，发现该病可能最早在1971年由海地和加勒比地区进入纽约，随后在其他城市传播开来，由此证明杜加并非第一个将该病带入美国的“零号病人”。（Worobey et al., 2016）
推荐阅读
▼
点击图片，查看更多近期内容
▼